日前，资中筠先生在一席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谈谈爱国。资先生认为，本来爱国这个事是不需要谈的，爱家庭、爱父母、爱亲人、爱自己的国家。这不是人家强迫的事，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然而，近二百年来，中国人在爱国这个问题上纠结的不得了，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于是，引发了很多思考，也写了很多关于爱国的文章。今天，再来谈谈爱国。
——小编
资中筠：谈谈爱国
大家好。我先抱歉，我知道一席一般都是站着讲的，可是一个人站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扶手，我不太可能，所以我就要求坐着讲，请大家谅解。刚才介绍片上头说我今年81岁，那是老的，我今年87岁了。
今天这个演讲，他们说讲什么呢，我说选了几个题目。主办方说那么你就谈谈爱国吧，所以我就谈谈爱国。
其实爱国这个事本来是不需要谈的，因为爱这个事本来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你爱家庭，爱父母，爱亲人，然后爱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是一个人家强迫的事，也不是道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本来是不需要讲的。
但是你们也看到，我围绕着爱国这个课题，二十多年来写了很多文章。
为什么老要思考这个问题？其原因就是现在我常常碰到一些以爱国为名的事，实际上是祸国殃民的。
我就觉得近代中国人，将近二百年来为了这个爱国纠结得不得了，而且有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这个牺牲不是说跟外国人打仗牺牲——那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很正常的。中国人的这个爱国的牺牲是指在自己国内，很多人为了爱国坐牢、受到迫害、牺牲，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而且一直到今天，常常有不同的意见的，忽然就被骂成汉奸了，汉奸这个名词就变成了国骂了——凡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一骂就可以一大片。这也是中国特色，而且是现在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讲一讲。
另外我觉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经历了这么多，比较有资格讲什么叫作真正的爱国。
因为我是1930年生的，我生下来的第二年，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所以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在幼儿园学唱歌的时候，最早听到的歌、我最熟悉的歌，就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从小学到中学，从南方到北方，我生在南方，后来到北方，大家都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以这个是我从一懂事开始就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宣传口号
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我的小学校长是真的被日本人派特务暗杀掉的。我们的学校那时候是在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的势力是进不了租界的，所以他不能够堂而皇之地进来占领我们的学校，这不可能。
那时候有一个伪教育局，其实是中国人在办的，就叫我们的校长换教科书。因为教科书里头有许多爱国，抗战——那时候还不一定抗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一些内容。他就坚决拒绝。所以有一天他们就派两个特务混进来，在散步的时候把他给杀掉了。
我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才上高一、高二，我那时候15岁，1945年嘛，因此我没有机会去参加抗日。但是比我高几个班次的，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们的亲戚朋友里头很多都是辍学抗日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从小就知道，比如说念历史都知道班超的投笔从戎，投笔从戎那时候在学生里头是很普遍的——不念书了，我去抗日了。
一个小故事：我家里头认识的，跟我们家来往很多，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很多，有一个我们管她叫聂家大姐姐，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上高三。有一天，她的母亲就跑来找我母亲，哭着说，她的女儿逃掉了，给她留了一封信，说她要抗日去了。她说我不能接着在学校里头念书了，而且还拿走了她一个金戒指做盘缠。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然后我母亲还安慰她说，因为你教育好，所以你的孩子很爱国，你不要再伤心了。就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吧，是很平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姐姐后来抗日就到延安去了。
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人要抗日就到重庆去了，有一部分人就到延安去了。在他们心目中大概区别也不是太大，反正到大后方抗日去了。所以说我从小感受到的和读书里头所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
还有我的上一辈的人们，现在叫作什么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这些我的上一辈所知道的老师、家里认识的人，有的是留学回国的，有的已经是企业家什么的。那时候叫毁家纾难，比如像最有名的卢作孚，他把他的船全部贡献出来，供当时的政府大撤退。
1939年卢作孚在汉口发表演讲
当时我耳熏目染知道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什么叫作爱国，那时候很明确，没有什么纠结的。
后来我到了清华，清华工学院里头，我认识航空系的学生，有人就说他当时为什么选择学航空呢，就是因为日本飞机炸。大家都知道重庆大轰炸，而我们是没有空军、没有飞机，所以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学航空。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头，我觉得爱国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没有想过这是需要纠结的，还得要表明说我是爱国的、我可是怎么样的。
到了太平洋战争之后，40年代，国民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大学生好多好多都去参军了。后来因为那些大学生有的懂外文的比较多，很多都在盟军里头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头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了。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资格来谈爱国的问题。
首先，爱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国家这个理论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学术界也有不少的争论，所以我今天不可能从学术上来讲什么是国家。
比较经典的著作，比如说洛克的《政府论》，论政府是怎么起来的——因为国家跟政府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是没有政府的国家。还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算是经典著作。
最近我看到的对国家有比较深刻研究的学术著作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他有文章，也有书。还有许纪霖先生最近有一本书叫《家国天下》。
我觉得今天是不可能在这个方面展开，但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识。
在现代国家之前，最早开始有一种族群观念，也就是放大了的家族，然后变成一个部落。部落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大家团结起来，我维护我这个部落的利益，你维护你那个部落的利益，所以中国过去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不光是中国，从前欧洲的贵族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也是家族的世仇。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国家这个观念。
第一层的观念是说你爱国爱什么。实际上那是家乡的观念，我是生于斯长于斯，我的故乡，这个故乡放大了的就是我的故国。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怀念眷恋有这么一份感情，我总是想着我这个故乡山水，不管这个国家小或大还是怎样。这跟政治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第二层的观念是跟文化、历史、文明有关系了。中国人对于所谓中国，一来就说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或者三千年的文明，说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个观念就比家乡乡土的观念要进一步。
假如是在英文里头，第一个乡土观念是country，第二个观念对应的是nation，就是成为一个民族了。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共同体这样的观念。
当我们讲到爱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刻骨铭心的爱的是这个nation，就是我们有多么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有这样的古国。所以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要亡国灭种。
怎么会灭种呢？因为也不是像希特勒杀光犹太人那种灭种，日本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里的灭种就是灭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不是中国了。
过去外族入侵汉族的时候，汉族没有这个危机感，因为把他给同化掉了，他们都汉化了。原来元朝清朝都进来，当时也打得很惨烈，但是最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民族文化并没有灭掉。
但是等到鸦片战争之后所发生的危机，是外来的一个整个跟我们文明和文化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比我们要先进得多、强大得多，我抵挡不住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感觉到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怎么会败于这些个，也不能管它叫野蛮民族，过去都说外头的都算野蛮民族，但是他们也不野蛮，而且文明程度有的地方要高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我们讲到爱国常常想到的，我觉得应该是nation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经常引用并且我一直记得很牢的，他就说，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这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很伟大，我的历史文明怎么怎么样就不承认你落后了。现在，正因为你落后了你需要急起直追。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 Carl Mydans 摄于1941-1949年间
第三层意思的国家往往是跟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在英文就叫state。过去是朝廷，皇族，这个朝廷代表这个国家，比如大清王朝、大明王朝，现在的历史剧经常讲这些。
当时的人想到所谓国家，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只有朝廷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就是忠于这个家族。宋朝的人忠于赵家，明朝的人忠于朱家。这个是一个忠君的观念，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观念。
那个时候国家的界线都不清楚，你这个边疆在什么地方，这个朝代它是这么一个边疆，那个朝代忽然跟这边的少数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连国土的观念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朝廷的观念非常清楚，忠君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所以过去在有现代国家之前，所谓的爱国实际上是忠君。
比如说辛弃疾是爱国词人，他心心念念都是在想他在南宋应该收复北宋，原来北方的疆土被异族占领了，我们应该收复。所以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把北方收复了还是了却君王天下事。
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唱得很熟。他其实是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要把徽宗迎回来。徽宗不是被金人给俘虏了吗，他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个皇帝迎回来，这个还使得他送了命，因为当时的高宗已经不希望徽宗回来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爱国的观念是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的，有现代国家的观念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因为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从中世纪以后慢慢发展起来，它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国家的观念，有边界观念，有领土观念，主权、领土、国际法、外交。
这一套东西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朝廷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才惹出好多好多麻烦来。包括礼仪，他觉得这个礼仪比经济甚至于比领土都重要，你跪不跪这个事太重要了。人家不这么想。所以从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就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
这之后的爱国是怎么个爱法呢？就像李鸿章所说的，遇到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他说中国三千年改朝换代不知道多少次，也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事。
所以从这之后中国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而这个现代国家必须是跟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跟自强联系在一起，因此就要吸收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只有“以夏变夷”，哪有“以夷变夏”这个说法。
当时一批比较先进的爱国者就已经感觉到需要吸收外来的文化改造现在的中国。其实还不到晚清，明末的时候，比如说徐光启，徐光启就加入了天主教，他跟利玛窦在一起翻译了《几何原理》。他就已经发现西方的科学、外国来的科学是比当时中国发达的，他已经有这个观念了。那时候已经是明末了。
《几何原本》明万历时期刊本
当然后来满清打进来了之后又一个轮回。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很多士大夫、念过书的人都已经开始觉醒了。当然觉醒的程度不一样，可是觉得非改不可了，这一点是一样的。
于是他们的认识就先从外国人为什么会打败我们，因为船坚炮利、军火比我们强，所以赶快买军火开始。然后发现军火强主要是因为它经济能力强，工业化水平高。于是像张之洞、李鸿章他们这批人就要发展工业，造船、造兵器、造兵工厂。
它经济为什么发达，因为它制度先进。那个制度能够发挥各种人的积极性，工匠的地位也比较高。中国传统的教育只有文科，念经典的这些士大夫是有地位的，其他的都是没地位的。这个整个的观念就需要改变了。
一直到像郭嵩焘他们这批人出国去考察，回来以后发现人家文化文明都比我们高。他们看我们像看四夷一样，我们变成蛮夷了，他们变成中夏了。这个观念是完全颠覆掉了。
这是最先进的一批人出国以后发现的，回来之后就觉得非改不可。所以严复就大量地翻译外国的著作，就是为了开启民智。从那个时候以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各种各样就开始了。
凡是他办一件事情都想的是救国，但是要救国就必须改造，必须办这些个事情。到最后是变成革命救国了，就革命了。
金陵机器制造局 约翰·汤姆逊摄于1872年
所以这样下来的话，晚清以后中国人怎么样才算爱国？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忠君是不是还继续算作爱国？晚清的士大夫里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变革就是为了保清，让清朝能够发挥出来新的力量。它已经衰朽了，给它注入新的力量，还是让清朝维持下去。相当多的人还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办法，所以也有帝派和后派之争。有人觉得光绪是可以支持改良的，慈禧是属于保守的，等等。
再到后来就觉得这个王朝是要不得了，根本没希望了。但是它有没有希望不在于别的人认为它有没有希望，在于它自己肯不肯改革。所以在八国联军之后——八国联军的事情我待会回来再稍微讲一下。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朝廷都跑了。他们还用一个词，叫“太后西狩”，打猎去了，一下子从北京跑到西安。
慈禧痛定思痛，忽然感觉到还是得改。所以等到回到北京以后，她有一个举措，就是她了解到原来连那个俄罗斯都在搞立宪了，我们也得搞君主立宪。
然后她就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宪政是怎么样的，考察回来之后人家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方案。结果她还是犹豫：第一，已经太晚了。第二，最重要的，她还是放不掉原来皇亲国戚的既得利益，所以她最核心的东西改不了。
宪政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放弃你的权力，你得接受一套制度的监督，她这个核心权力不能够放弃的话等于不能改革。当然那个时候好多好多改革派已经等不及了，所以她最后一次改革失败是她自己没有决心真的改革。最后辛亥革命就来了，这些我就不用多讲了。
乘坐并肩舆的慈禧太后（拉里贝摄于1903年）
但是这个里头就有一个爱国还是爱朝廷的问题。当时对于保大清王朝的来说，这是爱国，爱大清王朝。但是对于搞革命的，像孙中山这一批人而言，我要爱这个中国的话，我非得把大清给灭了不可，我才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才能够保住我们的nation，但是我得颠覆你这个state。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刚才讲到了爱国的问题，里头就有一个义和团的问题。实际上清朝真正的完全衰败是在义和团事件之后。义和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打教堂、杀洋、扶清灭洋。原来它是反清复明的，因为受到了清朝某些官员的安抚，就把它给招安了，它就变成了扶清灭洋。
当然洋人当时已经是在不平等条约之下来中国的，他一定不会是很平等对待中国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他们心里有所不平，但是采取的办法是砸教堂，杀掉传教士。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去攻打外国使馆，见着洋人就杀。
但是其实杀的最多的是中国人，比如说信教的教徒，卖洋货的商家，简直是滥杀了。这个闹得是非常厉害。这种也不叫农民起义，因为当时山东大旱，大家非常急躁，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能种地了，好多游民就出来。
中国这种事很多。大家组织起来弄个一个什么教，然后有一个自称为大哥的人说我是刀枪不入怎么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就看地方官怎么处置了。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皇家统治者向来见着民间的团体是镇压的，他是不允许民间有自己的团体的。但是他忽然发现他们是打洋人的，觉得借他们的力量杀杀洋人的威风也挺好的，所以就把“剿”变成了“抚”。这样一来朝廷都支持它，它这个势力就越来越大，以至于滥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外国就抗议，并且要派兵来了。说你连我的使馆、外交官、教堂都保不了，那我自己派兵来保护。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
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很危急了，朝廷就分两派。一派主张赶快镇压义和团，不能够让他们胡来；并且跟洋人讲和，说我现在可以保护你的使馆，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一派就主张说是民气可用，干脆用他们跟洋人斗就行了，支持它。
结果主战派胜利了。而死谏的那几个大臣就牺牲了，有五个大臣被杀，因为他一天上好几道奏折说绝对不可以干这种事情，说自古以来，连春秋时代都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绝对不能够围攻外国使馆，义和团必须镇压。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谁爱国？谁卖国？谁祸国？那些个主张不要杀洋人的人，他们是爱国还是汉奸呢？那个时候另外一派人说他们是汉奸。
还是说义和团和支持义和团的人是爱国呢？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还是把义和团作为一种爱国运动来宣传，而且只是说他们用的方法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时慈禧居然向十一国宣战，跟他们说我保不了你们，你们赶快撤。然后完全放纵义和团进北京，从山东跑到北京来乱杀一气。
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种人，李鸿章、刘坤一，还有好几个，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这些总督们在一起说抗命。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乱命不从。从前圣旨下来之后你怎么能够不从呢，那是要杀头的。
结果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东南互保”，跟当地的洋人，那些个领馆的代表或者是外国人谈判说，在我们所在的辖区，我保证你的安全，但是你也保证你不派兵进来，你不能够来祸害我这块地方。
所谓东南是长江以南，甚至于是淮河以南一直到广东，是中国人口最密，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结果他们这一“东南互保”保住了。所以那个被蹂躏的，先是义和团大开杀戒、后来八国联军进来的也是在北方，没有祸害到这一大片土地。
李鸿章（约翰·汤姆逊摄于1872年）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做法，你算它是爱国呢还是算什么？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大的爱国举措。而且当时晚清的这些个大臣，居然还能跳出愚忠这样一个范畴，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我觉得是立了很大的功。结果中国这么大片的土地没有受到影响，这个是所谓爱国。
但是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他们是卖国。居然中央的命令可以不听，而且还自己跟洋人去谈判。上面已经是宣战了，你这儿还去讲和，这个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对于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祸国，不论是出发点还是从结果来看，如果从一个历史回顾的比较远距离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看得很清楚。
可是现在实际上还有人看不清楚。还是觉得你只要对洋人硬、你只要主张杀他们就是爱国，你不主张杀他们、你主张跟他讲和就是卖国。那就没办法了。
后来牺牲的那个五大臣，半年之后朝廷就给他们平反，说是官复原职。其实他们都死了，就给他们封号重新安葬。这个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在朝廷，在老百姓里头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二毛子，那个时候二毛子就跟汉奸差不多，或者叫汉奸，是替外国人办事的、为外国人说话的，一直到重新安葬的时候才说原来他们不是二毛子。
这说明在老百姓里头就有这么一种情绪，觉得打洋人好得很。这种情绪实际上一直并没有完全消灭，每到一定的时候忽然就会出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爱国还是爱民的问题。国家是干什么用的？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求得生存和幸福的。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幸福或者是害民，那这个就不能够叫爱国。
国是以民为本的。原来从孟子就说得很清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现代的国家变成了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国家，那就更加应该是以民为本的。
这个民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民。我们常常用抽象的人民来代替一个一个真正的人，说我这是为了人民，但是剥夺所有的活生生一个一个人的生存权，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爱国首先是爱民。
另外，我刚才讲了，爱国跟自强、跟变革、跟启蒙、跟社会进步有关系。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概2001年我们跟美国有一次撞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群情激昂，我正好在西安有一个讲座，在这个之前当然参观了秦始皇的兵马俑。
当时在西安，很多人的这种情绪非常厉害。说我们西安当年秦朝在这儿这么伟大，这么强大的秦朝，你看这个兵马俑，光是这个墓就这么了不起，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受气呀。
我说你要是活在秦朝的话，你想做哪一部分人？
假如说做秦朝一般的老百姓，当时秦朝是“偶语者弃市”，它非常怕你造反，两个人在街上说悄悄话就可以把你给杀头的。还有行人侧目。什么叫作侧目？就是在路上互相看看，不敢说话的。这个当时是很厉害的。
或者你愿意做那个被坑的儒，读书人，还是你愿意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最后被腰斩。你愿意做秦始皇？秦始皇自己连死了都不敢发丧，后来尸首都臭了。
你觉得在那个时候非常幸福，那是你想象中的。还有当时的兵马俑，兵马俑里头另外还有一个坑是没有挖的，为什么，里头全是白骨。做兵马俑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工匠，做完了之后都被活埋了，怕他们出去泄密。
所以你愿意生在秦朝，你是想象你伟大得不得了。但是你生在秦朝你要做哪一部分人？我现在不是说从历史的角度讲秦朝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建树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秦朝是特别短的，也是挨骂最多的。特别长朝代的就有很多人为它歌颂了，这个不去说它。
但是常常中国人很容易想象我们过去多伟大，你先得想一想你要做哪一部分人。
所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使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幸福的国家，而不是只是想象中我开疆拓土伟大得不得了。
我们现在电视里头经常出现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一会儿是汉武帝，要么就是雍正，要么就是康熙，伟大得不得了。这个皇帝伟大得不得了，你得想想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到底是哪一些阶层的老百姓觉得活得最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是吧，还是说得挺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起草的，但是它该有的都有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文明，还有一些。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光有一个爱国，然后你要叫它富强。富强的富是什么，是政府财政富呢，还是老百姓富？再说强，军事很强，其他的你强不强？比如说你的文化强不强？你的教育水平强不强？你的创新能力强不强？
所以我觉得设计这个核心价值观里头，它不光有爱国和富强，它包括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文明。如果没有这些，你要是越来越野蛮，用野蛮的办法治国那就是不行的。
我们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爱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文明的国家。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得非常好，把这些都包括进去了。
对于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什么叫作爱国，我觉得要好好体会这几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些个，那你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比如说希特勒纳粹的时候，国家曾经有一度非常非常强，能够闪电战打败那么多国家，哗一下，甚至于回过头来打苏联都一直能够打到莫斯科，多强啊。而且它开头的时候经济能力也是很强的，不然的话它支撑不了。但是它没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它就长不了。
日本军国主义当时也是以爱国来号召所有的民众，而且那些民众当时也真的自以为在爱国。甚至于你看那个神风队，连2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开着飞机明明知道要去死就去撞了。这也是爱国。
可是实际上对日本说起来，先不说对中国，对日本说起来它绝对是祸国——结果招来了两颗原子弹。这种爱国看得很清楚嘛。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30年代、40年代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可能就以为他这个就是爱国。所以我们对于爱国这个事是要弄得很清楚。
另外我们有一句话叫作儿不嫌娘丑，就是说你非爱这个国不可，不管她多丑你都得爱她，因为她是你娘。这个我想想是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觉得那个娘丑定了，凭什么你觉得她丑？我们这个大好河山多美丽呀，干吗说她是丑的呀？这个就不对。既然我们爱这个土地，我们就得爱护它，不让它变污染，不让这些水都变成臭水，想办法爱护这个土地。
另外，假如这个娘丑的话，意思指的是比如说很落后，有很多不文明，那你就应该想办法改造她，让她变得文明。这个娘要生病了，你得想办法给她治病。你不能够说你就丑到底了我也得爱你。这个不对。
你要觉得她哪些地方不美，你就想办法把她改美。这是可以改的，这个不是天生的，跟人不一样，人现在还能整容呢，你就得想办法改造她。而且说这个话就有点没底气，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丑的，只是让你别嫌弃就是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爱国是跟改造在一起的。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或者是晚清，有一大批留学生出去以后都回来，就是想着你看，人家比我们美，我就得想办法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是所谓“偷天火”，到外头去偷回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因为这个比喻本身也不是太恰当，它要改造的时候就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或者是保守派，要反对这种改造，所以这个改造很艰苦，有人要坐牢的。
改到制度的时候，改到触动核心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利益是祸国殃民的利益，那些爱国志士们就要牺牲了。从晚清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人为了爱国，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做出了牺牲。
现在有人一天到晚骂中国知识分子，说他们软骨头，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现在都好像不发声。我想到我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说，不要再骂中国知识分子了，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爱国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
这个话也不是我第一个说，我看到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哪一次国家危难的时候，真正起来呼吁的、为人民鼓与呼的、为民间疾苦说话的，都是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比较不确定的，并不是说所有念过书的都算在内，有的是在体制内的，有的是在体制外的，像我刚才说晚清的这些士大夫们都是做官的。
像我说的那五大臣，他们有一个传统，叫文死谏，文官死于给皇帝提意见，明明知道很可能要杀头的，他也非得说，因为国家安危在这儿。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安危系于一个人，一个决策者的一念之间，所以他必须得说动他，他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所以他必须冒死也得跟最高决策者辩论。这个是当时爱国志士的一种表现，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那篇文章就说得挺对。不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他说从比例上来讲，知识精英为爱国而牺牲的比例高于在战场上的士兵牺牲的比例。他是指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当然因为知识分子底数本来就很小，你一共就一千个人，牺牲一百个人就十分之一了，战场上的军队有好几百万人呢。所以他这个比例可能是这么算的。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挺对的。就是说真正每一个时代站在最前沿的，为这个国家甘愿牺牲，或者是要为民间疾苦鼓与呼的，还是一批知识精英。
而且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既然在一个教育并不太发达的国家，他比别人多读了一些书，他多懂了一些道理，多了一些思考，他自然就应该有这样的担当。
什么叫作担当呢？就是对于自己切身利益以外的事情的关心。孟子说一般老百姓无恒产就没有恒心，你必须让他有财产。他觉得老百姓应该有土地，然后他就有恒心，他就好好的。
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个士就是有担当的读书人。他自己也没财产，但是他还要为这个国家操心。他要操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问题，不是他自己的温饱问题，而是整个超越他自己利益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一批爱国志士？我觉得完全有。一百年来就是这样来的，有好多人超越他自己。刚才我说的那位聂家大姐姐，他们家很有钱，房子很大，但是她就跑了，把这一些都抛掉了，她去抗战去了。
那个十万青年十万军，参军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或者至少是家里比较富裕的，因为那时候上大学的就不多嘛。早期的共产党很多家庭出身也是地主或者是资本家，他就抛弃了家庭跑去革命去了。因为他信服这个道理，认为这是能够救国的。
所以作为士，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他是要抛弃自己的切身的利益的想法，然后为更大的一个范围的人群的利益来着想。我觉得凡是有事情的时候应该都是这样的。
当然有的时候人数多，有的时候人数少，有的时候有一个趋势就越来越不发言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说知识分子最爱国，这话没错，我是比较认同的。
我自己所切身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你比如说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日本留学生最多。出去留学的人，一部分人比如说庚款到美国去留学，相当多的人是去日本留学，因为最便宜、最近、最容易去。
可是等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都是抗日的。当然其中也有做汉奸的，而且日本人重点就是要去找那些日本留学生来为他们服务。
比如最有名的一个，像周佛海，他原来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到了汪伪政府里头去，最后被国民政府抓起来，在监狱里头死掉了。他就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绝对不会站在日本这一边的，这个是很清楚的。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合影
现在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还想借几分钟说一下全球化的问题。
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国家的观念也有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变化是很多利害不是在一国之内了。不一定说你占便宜了人家就吃亏，或者你吃亏了人家就一定占便宜，互利的东西特别多。这个就不用讲国际贸易了，比如像环保或者是缉毒。
比如说公益慈善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比如说外国基金会到中国来做一些公益事业，说它是来和平演变的。什么叫作和平演变？意思是说你要是拿了它的钱，你就相信西方价值观了还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你就会怎么样了呢？我就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说我们是必须要演变的，这个演变当然是和平好，而不应该是暴力演变好。一个国家要前进你总要演变。外国的基金会来做了一些事情，除非它是来买情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不是基金会的事，是外国情报机关的事，那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稀里糊涂的概念，常常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头是搞不清楚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倒是真的问题，就是现在不管你口号喊得多响，但是很多人都可以用脚投票。
现在移民非常之多。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基本上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为己任的，他绝对不会想到把他的资产大批移到国外去。但是现在是可以的，现在财富是可以移的，他觉得在这儿不够安全了他就到外头去了。
知识精英过去绝大部分都是回来，要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现在看看，改造太难了，我就走了。而且我的专业在国外有更加好的发展，比如说杨振宁，他要是留在中国，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这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财富和精英都可以自由流到外国去。这个完全无可非议，我不是说用道德来说你这个就不爱国，但是其结果就是使得改造中国的力量会比以前少得多了。过去那些精英都留在中国，哪怕牺牲掉脑袋他也要改造中国。现在已经缺乏这个可能，已经有了另外的出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所遇到的一个爱国危机，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国危机。
因为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而且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家完全有权利可以做的。你也可以流来，他也可以流去。但人家不流来，或者流来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的精英和最有本事的人、最有志趣的人都流出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你输出国是损失，输入国就是收获，这种国际竞争是无形的。我觉得这是现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让人可以深思的问题。
比如说，我在美国我就觉得美国人对于改造自己的国家特别地积极。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吧，我碰到的大概也是受过一些教育或者是自己事业上有所成功的人，都是觉得美国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应该改造。
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他们没处跑，最后他只能在美国待着。别的国家的人都往他那儿去，他要跑也跑不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也没他那更好一点吧，所以他就要以最大的力量改造自己的国家。
你看美国所有的报纸，各种各样的媒体天天在那儿讲美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对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整天地暴露它这个社会里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教授是非常非常反对川普的，川普上台之前，他说我绝对不能让他当我的总统，他要是当了总统的话我就要移民了。结果他到现在也没移民。
他还是好好地在那儿待着 。他如果要是在那儿待着，一表示不满把他镇压下去了，可能他就要跑了。他既然能够天天骂他，他还可以在那儿待下去。
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没有结论。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爱国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好，我今天先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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